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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任喝道：“都给我住嘴，耍什么贫嘴？看你们一个个这二流子样儿，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5号房间，袁军、郑桐，你们的父亲在8号房间。”

    钟跃民、袁军、郑桐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

    钟跃民悄悄问郑桐：“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郑桐嘴一撇：“抽我，还反了他啦？是我给丫一嘴巴。哟，8号，我们进去了。”

    郑桐和袁军走进8号房，钟跃民推开5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

    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当年参加红军队伍之前是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好舞文弄墨，经常在小报上发表些小块文章和评论。他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和捍卫者，若是有人在报刊上和鲁迅过不去，钟山岳马上口诛笔伐，和对方展开论战。有个笔名叫“绿野”的家伙，经常在报刊上和钟山岳较劲，钟山岳说鲁迅的文章好，绿野就准跳出来大肆诋毁，两人便你来我往地展开论战。一开始双方都还像个绅士，辩论的内容还只局限于文艺方面，后来就不行了，言辞越来越锋利，最后发展到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互相谩骂的地步。钟山岳年轻气盛，又多看了几本法国小说，于是按照西方贵族传统给绿野写了封信，要求找个地方进行决斗。绿野自然不甘示弱，欣然应战。双方各自带了证人在郊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了面，钟山岳在衣袖里揣着根铁棍，他发现对方的兵器很阴毒，看着似乎是根文明棍，其实是根“二人夺”，一旦拉掉鞘，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剑。钟山岳心知肚明，在决斗中根本不给对方拉掉剑鞘的机会。他贴身上去，以短制长，一铁棒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他自知惹下大祸，警察局饶不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夜逃出长沙，到湘西投了贺龙。这是1935年的事。

    钟山岳到辽沈战役时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萍。当时姚萍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有一半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总部跑，和姚萍搭不上话，就是看一眼也好，那眼神都跟狼盯着羊似的。

    钟山岳听说后也动了心，他带着警卫员骑马到了总部，牵着马四处溜达，两只眼睛像雷达似的到处扫描，结果碰上了罗荣桓政委，罗政委说：“小钟，你鬼鬼祟祟地找什么呢？”

    钟山岳张嘴话就来：“我来看看罗政委。”

    罗政委笑道：“怎么你们这些光棍见了我都是这话，我有这么大面子吗？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钟山岳后来在井台上发现了姚萍，姚萍当时正在洗衣服，钟山岳牵着马走到姚萍面前：“你就是姚萍？”

    姑娘点点头。

    钟山岳又说：“我是五纵二师师长钟山岳，你仔细看清楚了。”

    姚萍还真抬头仔细看了看他。

    钟山岳当时刚满30岁，相貌英俊，身材适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名贵的象牙柄****。

    姚萍当时有些蒙了，她言不达意地问：“您有事吗？”

    钟山岳说：“我们已经把锦州围得像铁桶一样，总攻快要开始了，要是我们解放了锦州，我就回来娶你，你等着我。”他说完就蹿上了战马，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

    姚萍愣在那里足有半个时辰没缓过劲儿来。

    钟山岳和姚萍结婚后，钟山岳问姚萍：“当时有那么多人追求你，你怎么就单单看上了我？”

    姚萍反问道：“不是你说的叫我等你吗？”

    姚萍命薄，1952年生下钟跃民后，她就因**肌瘤切除了**，因此，钟跃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钟跃民10岁那年，姚萍患肝癌去世。

    钟山岳从此没有再娶，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

    钟山岳性格复杂，他早年是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喜欢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喜欢新诗，有时也写上几首，内容无非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的伤感爱情。多年以后，他意外地在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小报上发现自己当年的小诗，差点儿酸倒了牙。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从外貌到语言都很粗犷的汉子，难怪当年姚萍对他一见倾心。

    钟山岳和儿子钟跃民关系不大好，这父子俩太相像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钟跃民从小就不大安分，而钟山岳像世间所有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父子俩的关系曾一度很紧张。不过，自从钟山岳被隔离审查后，父子俩的关系倒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钟跃民硬跟***的人闹才争取来的。

    钟跃民走进关押父亲的房间，见钟山岳正在写交代材料，他把一些换洗衣服和牙膏、肥皂递给父亲说：“爸，您还好吧？”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17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像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能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我，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5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12块生活费，比我还少3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要9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的烟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1941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分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都属于流氓。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坯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将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

    这么说吧，要是你在1968年的某一天，穿一身将校呢军装单身出门，如果你不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等你走出两公里，就会被扒得只剩下裤衩、背心，要是你里面没穿裤衩，那么就活该你倒霉，光着屁股回家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院里的孩子，还是胡同里的孩子，又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安分守己的；一种是喜欢在街头闹事的，这类人被称为“顽主”。多年以后，有个作家还以此为名写了篇中篇小说，最后又拍成了电影。令人遗憾的是，影片中几位饰演顽主的当红明星只演出了当年顽主的玩世不恭，却没表现出顽主们斗殴时的凶狠和骄横。

    如此说来，钟跃民一伙在1968年是当之无愧的顽主。

    天桥剧场售票处的台阶上零乱地码放着一些砖头，砖头一块挨一块排成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队，这些砖头代表排队人所占的位置。售票处附近到处是成群结伙的青年，他们脖子上挂着军用挎包，双手插在裤兜里，放肆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人。这些青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和别人对视的时候，目光中充满挑衅和不屑。

    钟跃民一伙七八个人也站在路边，天儿太冷，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在跺脚取暖，往手上哈着热气。

    一个中等身材、粗粗壮壮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他面相凶恶，走路端着双肩，呈八字步，一步一晃。

    钟跃民一见，连忙迎上去，摘掉皮手套和他客气地握手，他就是钟跃民的小学同学李奎勇。

    钟跃民扭头将袁军、郑桐等人介绍给李奎勇。

    袁军傲慢地戴着皮手套和李奎勇握手，李奎勇微微皱了一下眉，他的目光和袁军挑衅的目光相遇了。

    “你就叫李奎勇？老听跃民提起你，我耳朵都磨起老茧喽。”袁军冷冷地说道。

    李奎勇面无表情地问：“哦，他都说我什么？”

    “说你从小就练摔跤、打拳，那句话该怎么说来着？噢，‘拳打天下好汉，脚踢五路英雄’，你有这么厉害吗？”

    “没这么邪乎，不过嘛……像你这样的三五个我还能对付。”

    袁军冷笑道：“菜刀你能对付吗？”

    李奎勇突然伸手摘下袁军头上的呢军帽，用手拈拈，又扣回袁军头上：“你这将校呢帽子也太旧了，都快磨破了，回头我给你换顶新的，我那儿还存着一打呢。”

    袁军暴怒地将手伸进挎包：“我剁了你丫的……”

    李奎勇一把按住他的手：“小子，你活腻了？你敢动一下我弄死你。”

    钟跃民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奎勇、袁军，你们俩要是互相看着不顺眼，改日约个地方单练，谁把谁废了那算本事，可今天你们都是冲我面子来的，当着我面儿动手就不够意思了吧？”

    李奎勇阴沉着脸松开手：“好吧，今天我给跃民一个面子，小子，你记住了，你欠我两颗门牙。”

    袁军冷笑着不服气：“你也记好，你欠我一条胳膊，想着点儿还。”

    远处传来一片自行车的转铃声，一伙穿黄呢子军大衣的青年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他们旁若无人地支好自行车，拎着弹簧锁走上售票处的台阶，低头看看那些代表排队人的砖头，轻蔑地相视而笑。

    一个青年从挎包里抽出一把菜刀，“当”的一声扔在最前边，大声喊道：“都看好了啊，我这把刀排第一，谁不服就跟我这刀说话。”

    另一个青年抬脚将几块砖头踢飞：“哪儿来的这么多破砖？”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挑衅，钟跃民一伙儿呼的一下全站起来，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挎包。李奎勇拦住钟跃民：“跃民，用不着你出手，我来摆平这些小子。”

    他双手插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慢慢走过去，叉开双腿稳稳站在那伙人面前。

    双方的目光对峙着。李奎勇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听好，我今天心情不错，这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快点儿把那几块砖照原样码好，再给我的哥们儿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

    一青年亮出菜刀，不屑地说：“谁的裤裆开了，露出这么个东西来？你胆儿不小呀，知道我是谁吗？”

    李奎勇笑了笑：“你是谁？”

    “计委大院小明，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莫非也是从裤裆里钻出来的？”

    几个青年大怒，纷纷抽出凶器扑上来，嘴里喊着：“剁了丫的！”

    李奎勇敏捷地跨上一步，闪电般贴近那个青年，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雪亮的剔肉刀，刀刃顶在他的颈动脉上，刀尖已划破皮肤，鲜血顺着刀刃流下来。

    几个青年吓白了脸，全身都僵住了……被搂住的青年腿都软了，直往地上出溜。他张着嘴，一时说不出来话，半天才蹦出几个字：“大……大哥，我服了，我……服了……”

    李奎勇放了手，轻蔑地说：“就这副熊样儿还敢到这儿来拔份儿？都给我滚，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几个青年灰溜溜地仓皇逃窜。

    钟跃民笑着向李奎勇竖起大拇指，顺手向李奎勇甩过一包牡丹烟。

    李奎勇收起刀子，接过烟，点燃一支，阴沉沉的目光向四周扫了一圈，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别处……

    夜深了，北风呼啸着向等候在售票处旁的人群席卷而来，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把旁边建筑工地上堆放的木料搜集过来点燃了一堆篝火，由于木料放得太多，火苗竟蹿起3米多高，险些烧着了上面的电线。建筑工地的值班人是个老头儿，老人战战兢兢地刚要制止，却被袁军一瞪眼就把话给吓回去了。

    这是个无法无天的年月，身为守夜人，他只能起个稻草人的作用，单个的流氓尚且对付不了，更何况今夜这群人。老人有个感觉，好像今夜全城的流氓团伙都来了，这可招惹不起。

    一伙儿穿军大衣的部队子弟凑过来和钟跃民打招呼：“跃民，借光啦，冻得受不了，让我们也烤烤火。”

    钟跃民笑着说：“你们可真会享现成的，总得交点儿税呀，可不能白烤火。”

    一个戴羊剪绒皮帽的青年问道：“跃民，饿了吧？你们踏踏实实坐着别动，我们哥儿几个去找点吃的来。”

    袁军说：“好呀，再弄瓶酒来。”

    “哥儿几个瞧好儿吧。”

    街对面有个很简陋的小饭馆，饭馆此时已经上了门板，一个守夜老人正坐在火炉旁翻动烤在炉子上的馒头。

    他听见外面传来敲门声，谨慎地把门打开一条缝，还没来得及问话，外面的人已一拥而进，老人被撞倒。

    一伙穿军大衣的青年冲进来四处散开，非常熟练地在屋子里乱翻。一笸箩剩包子、馒头被这些家伙端走，几箱二锅头酒也被搬出饭馆……

    老人惊慌地说：“你们要干什么？快给我放下……”他话音没落，一个盛米饭的柳条笸箩已扣在老人的头上，米饭撒了一地。

    工地上到处燃着篝火，青年们围着火堆在烤包子、喝酒。

    谁也闹不清刚才参加抢劫的是哪一伙，因为他们的年龄、装束和神态都差不多。看得出来，他们虽然分别属于若干个团伙，但彼此之间肯定都认识。

    钟跃民、袁军喝着酒，不停地向周围和他们打招呼的熟人点头示意。

    李奎勇手里拿着一瓶酒，不时地对着瓶子来上一口，他阴沉的目光不停地向四周打量，充满了轻蔑和挑衅。

    郑桐凑近钟跃民：“跃民，你看见没有？海淀的、东西城的、朝阳的，都来了，明天早上有热闹看了，你说明天李援朝他们来不来？”

    “他当然得来，这种露脸的事他能不来吗？”

    “那么李援朝今天怎么不来排队？”

    袁军插言道：“凭李援朝的名声，他能来排一夜队？不信你看着，明早开始卖票了，他才会到，而且绝不排队。”

    钟跃民点点头：“没错，他就是第一个买票，也没人敢说什么。”

    李奎勇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他凭什么？”

    “就凭他是李援朝。”

    “扯淡，我倒想见识一下，他难道三头六臂？”

    “要是一对一交手，3个李援朝也不是你的对手。但你不可能有这种机会，他手下亡命徒很多，轮不上他亲自动手，你就已经被收拾了。”

    “那好，明天他要是来了，你给我指一下就行，我要会会他。”

    钟跃民拍拍他的肩膀说：“奎勇，今天是我请你来的，算你帮我一个忙，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你说一声就行，我随时还你这个人情，可这次你不能给我找麻烦，你要是想和李援朝叫板，以后自己找机会，和我无关。”

    李奎勇点点头：“好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次我听你的。跃民，说实话，以前我最烦你们这帮大院里的孩子，唯独你钟跃民还算条汉子，咱俩只做了一学期同学吧？可咱们成了朋友，我本以为你钟跃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可我今天才发现，你怎么也有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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