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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流去。石川村离靖边县城有几十里地，这是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安边、定边、靖边，统称三边，又都在边墙沿线，从“安”“定”“靖”这些字眼看，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绥靖的边境地区。靖边的地层都是由黄沙堆砌的，这里没有窑洞，几乎全是平顶泥屋。离靖边25公里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黄土峁上，这里却是典型的秦晋高原地貌，黄土层被雨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千山万壑犹如凝固的波涛，一道河流的分隔使两岸的地貌泾渭分明。

    钟跃民他们7男3女共10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赶车人是个姓杜的老汉，一身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不过所谓的白羊肚手巾已经脏得看不出曾经是白色的，变成了一种深灰色。杜老汉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好好儿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吗来了。

    这10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没兴趣，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些男生下乡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顽主，钟跃民和郑桐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过，钟跃民倒是仔细看了看那3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扭头对郑桐说：“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来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来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着几个丑妞儿，出来进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这日子怎么过？”

    大车上的男生都哄笑起来，那3个女生则绷着脸不吭声。

    钟跃民躺在行李包儿上继续发牢骚：“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前边那条河是黄河吗？水怎么这么黄？”

    郑桐拿出地图册看了一下：“你丫整个一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钟跃民猛地支起身子：“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河？我操，我说怎么不对劲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军发配之地。得，把哥儿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就成了无定河边骨了。”

    郑桐笑道：“你好歹还是春闺梦里人，我呢？无人认领的遗骨。”

    前边路上一阵铃铛响，一个青年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坐着个青年女子，像是对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们觉得新鲜，都伸长了脖子盯着小夫妻。

    赶车的杜老汉突然张开缺了门牙的嘴，扯着嗓子唱起了酸曲儿：

    正月里来哟是新年，

    我给公公来拜年。

    手提一壶四两酒，

    我给公公磕一头

    …………

    杜老汉这冷不丁一声吼，可真把钟跃民听傻了，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从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嘴里唱出来，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团的专业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里来龙抬头，

    公公拉住媳妇的手，

    拉拉扯扯吃个口，

    人家娃娃的好绵手

    …………

    钟跃民乐得栽倒在行李包上：“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儿子跟他拼命……”

    …………

    三月里桃杏花开，

    媳妇又穿枣红鞋，

    走起路来随风摆，

    爱得公公东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远了，驴头上挂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还隐隐可闻，杜老汉也歇嘴不唱了。

    郑桐小声说：“这老头儿勾搭人家新媳妇呢。咦？跃民，你怎么啦，傻啦？”

    钟跃民两眼发呆地盯着杜老汉，他还没从这首酸曲儿中醒过来……

    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姨婆，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乡亲们外出讨饭。嗯，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要饭都比咱村里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脂讨饭，吭吭哧哧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丢人哪。这下可好啦，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石川村不是没能人……”

    钟跃民站起来：“常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常贵喜道：“好小子，有种，就是你啦。”

    钟跃民恭敬地说：“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决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常贵问：“你这娃叫啥？是党员吗？”

    “钟跃民，不是党员。”

    “嗯，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谢支书栽培。”

    常贵大吼一声：“散会！”

    石川村的知青点设在两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两口窑洞以前是村里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就渐渐废弃了，这次支书常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10个知青的住处问题，还按国家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常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他叫人修整了这两口破窑洞，就算是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按他的理解，这些知青娃待不长，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儿扛饿的本事，就趁早卷铺盖卷儿。

    知青们来的头一天晚上，村里的会计张金锁来敲常贵家的窗户请示，问县知青办分给知青的粮食咋办。

    常贵说：“不是和你说了吗？发给他们一半。”

    张会计踌躇道：“这……怕顶不到麦收。”

    常贵不以为然地回答：“咱村谁家能顶到麦收？没吃的了就去要饭，往年不是都这么过的？”

    张会计有些胆小：“我怕上面怪罪下来，说咱克扣知青的粮食……”

    常贵一言九鼎：“上面还管这么多？咱村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办。”

    常贵在石川村已当了十几年支书，他已经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了，出了石川村他屁事不顶，可在石川村这一亩三分地里，他的话就是圣旨。

    知青们到石川村的第一个晚上，情绪都不大好，尽管他们在下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陕北是贫困地区，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进了村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这两口破窑洞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其中一口窑洞的顶部竟裂开了一道1厘米宽的缝隙，破烂的门窗根本挡不住风，窑洞里的温度和露天差不多。钟跃民抱了一捆高粱秸想烧烧炕，谁知烟道向回倒烟，把大家熏到了露天地，知青们只好作罢。

    知青中只有钟跃民和郑桐两人心情还不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心里明白发愁也是白搭，不如自己找点儿开心的事，当然，能拿别人开心就更好了。

    钟跃民建议知青们先开个会，商量一下今后的生活，其实谁也没选他当负责人，只不过他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男女知青们都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也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

    钟跃民情绪饱满地首先发言：“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啦，大家还都不熟悉呢，都不是一个学校的。这样吧，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这位是郑桐，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咱们是10个人，7男3女，唉，狼多肉少呀，3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女生们只好自我介绍。

    “我叫李萍，翠微路中学的。”

    “我叫王虹，人大附中的。”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跃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一个眉眼清秀的女生显然对钟跃民的话感到刺耳。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明摆着的嘛，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就该5男配5女，这样不容易打架。你看，像这样7男3女，就得有4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

    蒋碧云愤怒地瞪着他：“钟跃民，你说话怎么这样流氓？”

    “哟，你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郑桐笑道：“你这人挂相儿，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特别是女同学们。”

    男知青们都笑了起来，蒋碧云鄙夷地扭过脸去。

    郑桐指着几个男生道：“跃民，刚才我和这哥儿几个聊过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这是赵大勇，这是郭洁，他俩是北安河中学的。”

    大家这才一一握手。

    曹刚打量着钟跃民说：“我见过你，那次有人和我们学校刘利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钟跃民说：“我去你们学校打过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曹刚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将校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说要剁了刘利华。”

    钟跃民想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摆摆手说：“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贺龙还玩过菜刀呢。”

    郑桐问：“跃民，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这好办，有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钟跃民才不想操这个心。

    郭洁认真地说：“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钟跃民一听就喜上眉梢：“怎么不能？听我爸说，这一带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时就成群地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要是在北京，咱到哪儿去找这机会？”

    蒋碧云似乎最烦钟跃民，她马上表示：“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意去讨饭谁自己去，我反正不去。”

    钟跃民不想和她计较：“这好办，咱们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蒋同学，你能分六十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那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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