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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租界。

    爱妻周峻拿来三封信和一张报纸，苦笑道：“北边又来信了，其中一封还是登在报纸上的公开信。”

    “唉，值此时局，我又有什么办法？”蔡元培首先接过报纸看起来。

    报纸上的公开信是周作人写的，他先消除了蔡元培复职的政治顾虑，再举出北大当年面临的困难，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校长你快回来吧！”

    蔡元培扫了几眼便把报纸放到一边，又拆开另外两封，都是劝他早点回北大当校长。

    直到第三封信打开，蔡元培才细细阅读起来，那是梁簌溟写的教育救国理论，希望他牵头重建中国教育会。

    蔡元培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深知其中的艰辛。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教育部便明文规定：小学、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教育宪法》还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各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

    然并卵！

    连北大这种知名学府都发不起工资，更别提那些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民国的各种法律法规看上去很美，然而都是空中楼阁，根本就无法实现。

    梁簌溟在信中写道，他希望绕开政府和军阀，通过社会筹款的方式办学，把资金集中在小学基础教育方面，办成一所是一所，只要能多培养几个识字的国民就算功德无量。

    民国文人大多口号喊得响亮，但却没有实际行动。梁簌溟却是个务实派，想到了就去研究、就去做事，他后来还写了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蔡元培读罢此信，颇有些意动。他这几年的学术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在上海除了宣传北伐外，便没有其他正事可做，重建中国教育会还是大有可为的。

    至于信中提到的周赫煊和《大国崛起》，蔡元培对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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