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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四日，晴。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有的只是首都陷落，呼吁国人团结抵抗的文章。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是英国记者田伯烈所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此书要等明年初才开始动笔。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此时应该在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不过同样要到明年才能将胶片偷偷运到美国。

    《大公报》战地记者刘君扬，如今已彻底跟外界失去联络。这位记者是周赫煊在天津招聘的，开设分馆时被调往南京，周赫煊多次让他撤离都不听，以致现在生死不明。

    周赫煊坐着私人小轮船，强迫自己不去想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内容，绕道朝天门前往中央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

    抵达朝天门码头时，正好遇到一艘内迁船只。船上载着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以及赈务委员会的20余名职员，这是第六批内迁重庆的政府机关，国家元首林森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到重庆了。

    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机关，以及99%的内迁企业、学校，此时都还在湖北和湖南。

    常凯申最初打算把迁都一分为三，即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到洛阳，行政院迁到衡阳。到11月初，他正是召开会议，讨论迁都事宜。

    汪兆铭也对此发表了意见，劝林森把中央政府迁到武汉或广州，至于四川则太偏僻，汪先生觉得太不适用了。

    常凯申没有接受汪兆铭的建议，他单独与林森商讨，决定把首都直接迁往重庆，最终做出决议如下：“第一，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军事委员会不急着搬走，由老蒋临时决定。第三，各部委机关，打散迁往长沙以南或四川、贵州各地。”

    至于企业和学校，常凯申认为应该迁到武汉和宜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学校都云集在武汉、宜昌两地。

    直到明年10月，冈村宁次率十万大军向宜昌推进，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这场内迁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和文化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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