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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赵新也是临时起意，当于德利念到孙原湘名字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此人是席佩兰的丈夫，而席佩兰又是北海镇的第一位女秀才，于是就多说了两句。

    席佩兰参加科举是为自己同时也为“袁门女弟子”争一口气，以证明女人在学问一道上不比男人差。虽然她在童生那批人里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五，不过真要抛头露面参加政务培训，别说丈夫孙原湘不答应，她自己也发憷。所以在领取了由沈璇亲自颁发的“生员证书”后，便去了北海镇小学教书。

    成为众人目光焦点的孙原湘惴惴不安的回到座位，深呼吸了几下，这才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两本证书低头观看。毕业证就不用说了，而在那本《文官等级资格证》的一栏上，清楚的写着“文官十五级”。

    好吧，随着北海军入关的脚步日益临近，民政在八月份的“29人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出台了酝酿多年的文官等级体系和一系列的制度，并打算在部分地区试行，为入关后全面接管做好准备。

    虽然这些年胶东各地军管会的做法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新朝的官员选拔制度会和满清有很大不同，然而当新的制度一出台，还是引起了无数人的震动，可谓石破天惊！要知道这套制度将彻底改变千年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实乃亘古未有之事。

    话说中国古代官吏的“九品十八级”分类制主要表现为官与吏之间的等级分类，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被分成了“官”与“吏”两大等级。自唐代以后，文武官员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由吏、兵两部铨选，再由皇帝任命。

    而吏则通常是由官员来选任，负责执行具体行政事务；至于三班衙役就更别提了，虽有固定编制和薪水，但在社会阶层中属于贱籍，子女后代想要摆脱阶层，实现身份跨越根本不可能。

    自明代中期以来，由于科举考试的八股化以及捐纳制度的常态化，导致被选拔出来的官员大多不熟悉具体行政事务，甚至完全将事务交给师爷和具体执行的胥吏。所谓“司员不习公事，奉吏为师”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胥吏既不可能上升为官，且从事的行政事务既多又杂，与其社会地位和薪金待遇大不相称。不公平的制度必然滋生腐败，这也造成了地方胥吏长期把持县乡事务，大肆中饱私囊，擅作威福的情况。

    而在北海镇颁布的文官制度里，文官体系由“十等二十七级”构成，彻底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官与吏的区别，将军队系统外的所有官员统称为文官。最明显的就是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吏”也将获得文官的身份和相应的地位、待遇与法律保障，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考试和考核的方式晋升为高等文官。

    根据新出台的《文官考试法》，入关后的文官考试将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分为高等试、中等试和普通试三种，分别由高等考试委员会和普通考试委员会主持。普通试在各省的州府举行，中等试在各省首府举行，高等试在京城举行。

    为防止各省出现泄露考题等舞弊情况，所有试卷均由国家层面的考试委员会统一出题，由军队押运试卷，考前五分钟统一拆封。两个委员会均于考试之前由皇帝临时任命，前者为特派，后者为简派。考试结束后，即予撤销。

    总的来说，传统的科举考试已经形成了公开考核、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并且有着严密的考试程序，所以由科举考试向文官考试制度的转型在程序上并不复杂。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给旧体制下一千多万读书人提供出路，保证政权过渡后的社会稳定。

    有鉴于此，新的科举--也就是考试法对旧式文人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采取了“双轨制”。

    凡是已经在满清体制下取得“生员”和“举人”功名的（不含捐纳），以及过了20岁还没通过童生试第三关的，一律参加八股文策论考试。考试录取后还要接受一年的分班培训，然后才能分派到各个部门。目前北海镇的新科举就是这么做的，也是为以后试水。

    而20岁以下的童生就别抱着四书五经不放了，将来各地县学都会开办专业培训课，然后学个两三年去参加新式专业考试吧。参加专业培训首先要选择自己的从业志向，然后会按照行政、教育、技术、财政税收、司法、外交进行针对性的学习和考试。

    在文官待遇上，每一种专业根据其事务的重要、繁简与难易程度，设置了相应的任用、级别、俸禄、考核、惩戒等管理法规，各不相同。比如最低一级的行政文官每月的基础俸禄是72北海元，而技术官最低一级的是88元，司法官则是每月60元。

    别看技术官的俸禄高，可录取难度也大，而且分门别类的设置了许多种；什么医疗、水利、工程、堪舆测量、化学、地质、采矿、冶金、机械等等。

    最简单的就是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了，跟另一时空差不多。小学六年读完要是不想继续读，那就去职业学校学习三年，之后要么当工人，要么从文官最底层的乡镇一级办事员做起；再或者，考少年军校，当兵去。

    考虑到交通和信息不畅的问题，双轨制的文官考试制度将会在入关后实行12年，也就是六届。“一刀切”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无异于与整个士人阶层为敌，还是你死我活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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